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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廉”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，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情懷與價值選擇，蘊含著古代德政的思想理念與實踐探索。“廉”是為人做事之本、修身養(yǎng)性之道，它體現(xiàn)了個人的品性志趣與情操追尋，反映了精神的高潔與行為的自律。

　　“廉”的語義探源

　　“廉”本義為狹窄，《說文解字·廣部》有“廉，仄也”。清代“說文四大家”的段玉裁與朱駿聲分別對此加以注、疏，前者在《說文解字注》中解釋：“此與廣為對文，謂逼仄也。”即指地方狹窄。后者在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中進一步示例說明：“堂之側邊曰廉，故從廣。”“廉”最常用的意義是廉潔，《玉篇·廣部》將其解釋為“清”，《墨子·修身》中寫道“貧者見廉，富者見義”，闡明君子的處世之道應該在貧窮時表現(xiàn)出廉潔，在富貴時展現(xiàn)出仁義。

　　《說文解字》中“因廣為屋，象對剌高屋之形”，因此該部之下所收各字皆與房屋的功能、組成部分有關，如“府、庖、庫、庭、序、廇”等。“廉”指堂屋的側邊，先由形容詞義“狹窄”引申出了方位詞義“邊；側邊”。由于房屋側位多為邊角，能夠見棱見角，便引申出指示義事物的棱（角）以及隱喻義人的性格正直，如《禮記·聘義》中“廉而不劌”是說玉體雖有廉棱卻不傷割于物，比喻為人寬厚，而“廉士”則用于舊稱有節(jié)操、不茍取的人。又由于房屋邊角處使用建筑材料少，故而引申出“節(jié)儉、收斂、少寡、簡略、價錢低”等意義，如廉薄、廉纖、廉廉、廉便、廉苫、廉寸等詞均包含少、小的語義特征。此外，“廉”還存在通假、專業(yè)術語、專用名詞、姓氏等用法。

　　《現(xiàn)代漢語詞典》（第七版）中，“廉”僅保留三個意義：一是廉潔，二是價格低、便宜，三是姓氏。可見，大量詞義已經(jīng)隨著歷史的長河隱匿起來，尤其是其本義“狹窄”已不再使用，而后起義“廉潔”則變?yōu)楝F(xiàn)代漢語中的基本義，被收錄至中型辭書用以推廣普通話、促進漢語規(guī)范化。在古代漢語中，“廉”是一個包括形容詞、名詞、動詞等諸多詞性的兼類詞，而現(xiàn)代漢語中則降格為一個具有形容詞性質的構詞語素。

　　“廉”的具體要求

　　實施“廉”的行為主體不同，要求也有所差別。“廉政”一詞較早見于春秋時期傳世文獻《晏子春秋·問下四》。齊景公問晏子：“廉政而長久，其何行也？”晏子對曰：“其行水也。美哉水乎清清，其濁無不雩途，其清無不灑除，是以長久也。”晏子認為廉潔政治的長久施行應該如水一般，渾濁時用于涂抹泥墻，清澈時用來掃撒除塵，曼妙柔和、潛移默化。《漢語大詞典》中“廉政”詞條注釋為“同‘廉正’”，即二者為異形詞。“廉正”為廉潔正直，最早見于《周禮·天官·小宰》：“以聽官府之六計，弊群吏之治：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該釋義不僅將詞語“廉政”的始見年代向前推移，而且體現(xiàn)了中國古代廉政文化建設的基本框架，是面向官吏考核的體系機制，也是傳統(tǒng)德政文化的精髓。廉潔奉公且善于辦事、推行政令、謹慎勤勞、公正客觀、遵紀守法、明辨是非為六項評判官吏的標準，然“既斷以六事，又以廉為本”，將“廉”置于首要位置。

　　“廉潔”一詞最早見于《楚辭·招魂》：“朕幼清以廉潔兮，身服義而未沫。”王逸注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潔。”是說屈原年幼時便秉承清廉的高貴品德，獻身于道義而未曾稍減。司馬遷在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中也描述“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”。證實屈原的文章簡約、言語含蓄、志向高潔、品行端正。廉潔作為個人品德的重要表征，是古代選賢舉能的必備條件。儒家文化的“廉潔”思想包括“不義而富且貴，于我如浮云”的義利觀、“舍生取義”的生死觀、禮義廉恥的“四維觀”、“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取傷廉”的清廉觀、“隆禮尊賢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”的禮法觀、“仁者愛人”的仁民觀等，體現(xiàn)了對個體全方位的陶冶與熏陶。上述標準能夠滋養(yǎng)出勤勉善良的性格與公正秉直的修為，形成對“廉潔”的內在認同與自我約束，正所謂“恬靜以修善其身，廉心以淳養(yǎng)品格”。

　　“廉”的精神內核

　　“廉”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內容，克己奉公、恪盡職守是“廉”的外在體現(xiàn)，正身清心、獨善自養(yǎng)是“廉”的內在驅動，不越雷池、不逾規(guī)矩是“廉”的警戒火線。在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中，“廉”有其獨特的價值。

　　“廉”是提升思想境界的道德標尺。南宋理學大儒朱熹在《漳州龍巖縣學記》中有言：“使吾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之行日篤，而身無不修也。”明代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在《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》中也談及：“今教童子，惟當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為專務。”可見，在正己與育人的雙向標尺上，“廉”都是難能可貴的高尚品質，也是樹立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必備美德。

　　“廉”是樹立良好家風的血脈賡續(xù)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，“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”，“家風好，就能家道興盛、和順美滿；家風差，難免殃及子孫、貽害社會”。北宋名臣包拯留下遺訓：“后世子孫仕宦，有犯贓濫者，不得放歸本家；亡歿之后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。不從吾志，非吾子孫。”違背清廉自守的家訓會被家族遺棄，逐出家門，不能埋葬于祖墳之中，此等懲戒令后世時刻警醒。

　　“廉”是葆有民本特色的施政原則。“民為邦本”是儒家文化治國理政的鮮明主張。歷史上有很多成語用來形容良吏、循吏，如《二十四史》中的一錢太守劉寵、二不尚書范景文、三湯巡撫湯斌、四知先生楊震。他們或是解民饑困、問民疾苦，或是兩袖清風、潔身自好，或是粗茶淡飯、囊空如洗，或是公私分明、公事公辦，或是數(shù)次任用、身居要職。他們的為官生涯都遵循了“治國有常，利民為本”的準則。

　　“廉”是完善制度保障的權力制約。明太祖朱元璋懲治貪腐的政績斐然，《明史·循吏傳》記載他曾告誡來朝覲見的州府縣吏：“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，貪者必朘人以肥己。”他戒奢尚儉，設都察院、檢校官懲治貪官污吏，抱持“不禁貪暴，則民無以遂其生”的理念，施行了一系列剛性手段，宣示他倡廉懲貪的決心。這些措施使明初風云變幻的時局步入穩(wěn)定，逐漸實現(xiàn)經(jīng)濟復蘇。

　　中國傳統(tǒng)的廉政文化在治國理政、整頓吏治、懲戒腐敗等方面發(fā)揮了巨大的作用，為當代廉政建設培育了深厚的土壤，其價值內涵早已成為華夏兒女的道德準則，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里。新的歷史時期，廉政體系建設必將以史為鑒、開創(chuàng)未來。